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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生城中有个陶府墓是人尽皆知的事，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丝毫未关心过这段历史。仿佛只是百年的蛮风遗留在这银生城里的一滴墨，浓妆尽卸，繁华尽散，只留下这孤零零的一滴残墨。残墨凝固了山峦叠嶂的哀牢山色、碧绿的川河水秀，也凝固了历史的身影。
土司，是 中国 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 西北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
景东 县博物馆资料记载： 景东 傣族陶氏土司，原姓阿，元朝时阿只弄与他的儿子罕旺曾为 景东 府的两任总管，后来归顺于明朝，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姓陶并封为土知府。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俄陶任第一任知府至清 咸丰 七年（1857年）陶珍殉职，世袭25任。陶氏土司从俄陶起沿袭二十一代二十五任知府，直到清朝同治元年(1857)陶珍死于杜文秀起义才灭亡；算上俄陶前的阿只弄、罕旺两代，陶氏土司共统治 景东 六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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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土司在 景东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历史上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关于陶府的家史具体情况，史书记载很少，民间几乎没有人讲得清楚。银生城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土皇帝“陶虎”想当皇帝大造宫殿，时机未到就箭杀皇帝因而企图未能得逞等等，还传说连他家的石人石马一到晚上就变成活人活马，四处活动，调戏妇女，践踏庄稼。陶府原址在今御笔山，即现在的 景东 一中校址。这里地势居高临下，十分险要，山上有古柏苍松，清澈透亮的泉水常年不断，攻可进，退可守，是一块屯兵的好地方。据《 景东 府志》载：“元时土司居此，因缅蛮寇景，土司战退 弥渡 大庄，投诚 西平 侯，请神策卫保障，让宅为城。洪武二十二年（1389）建卫城。周二里零二百四十余步，设四门”。俄陶奉宅为城后，迁居河东 凤山 之麓。
河东街背靠凤凰山，前靠川河，风景秀丽，因此也有民间说法，说这里地理风水最好，是吉祥之地。1988年11月，河东街干休所挖地基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块刻有“故知府少凤公墓”的墓碑，于是这个流传数百年的传说才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景东 县博物馆资料记载，第一次发掘从1988年11月8日开始至20日结束，历时13天，发掘出陶氏1、2、3号墓。11月10日上午，离“故知府少风公墓”的碑石北端50厘米远处，距表土100厘米的深处，发掘出一块长方形直行楷书阴刻的“显考知府陶讳金”墓碑，碑平置于土中，字面向上，碑首向北，碑石打着规整的边框，并有一块稍小的长方形石块严实复盖着碑面，揭开了 景东 傣族陶氏土司家族墓地谜面。陶金墓为长方形的砖室墓，墓室用八块14至18厘米厚的盖板石封面，墓室南宽120厘米，北宽138厘米，长360厘米，深160厘米。因年久日长，雨水浸蚀，墓室盖板石均已断裂下陷，并将棺盖压烂，棺盖和底板都已腐烂无存，只有两侧棺木尚在，其中较完整的一块是侧板，要四个人才能抬动；棺材用上等优质的柏木做成，尚存的棺木有明显涂有金水的朱红漆和各种图案，棺室里有40至60厘米厚的炭层，室内塞满了泥土。陶金尸体已腐烂，只有主要骨胳存在，可以明显地看出整个人体的骨骼结构，金手镯依然套在骨骼上；陪葬的金银文物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陶金墓棺内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最引人注目的是陶金的金面具，还有金碗、金筷、金盒、金链、金手镯、银壶等，甚至有较细小的金药瓶、挖耳、牙签、针筒、棉线等文物，金银器物大都镶满了宝石、玛瑙、琥珀，五光十色，耀眼夺目。此墓出土的文物大部分是金质器物，计有金器512件，银21件，铜器5件
当北端挖掘到陶金的墓碑时南边也发现了棺木。南端的墓室大体与陶金墓相同，棺室长374厘米，南端宽146厘米，北端宽160厘米，深163厘米，棺内更为潮湿，墓室内几乎都是泥巴，陪葬饰物腐蚀更严重，一直发掘至棺底20厘米，才在顶部发现一个金杯，随即出土了小巧玲珑的金面具、23珠金串手镯以及金链、金钗等各种金银器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只二龙抢宝的银手镯，二龙欲跃抢宝，栩栩如生，工艺水平无可挑剔。此墓与陶金墓不同，陪葬大都属于银器饰物，面具也只有陶金的二分之一大，不过制作更为精细，面具上还有女性头饰勒子，其它还有银凤冠和金耳坠等，故可以断定此墓属女性墓葬。这次发掘的三座墓，北端墓葬的主人是有名有姓的第九任知府——陶金，中间的一座“故知府少风公墓”是座空室，南端的墓葬没有碑文，但从出土文物的价值来看，可以断定是陶氏知府的一位显赫夫人。
从这些出土文物推测，陶府当年该是多么荣耀和豪华。一头撞进历史的云雾里，一时间悠悠的时光长河在心头恣意地喧响。据载，在 普洱 曾有两支土司，一支在 普洱 最西南的边上，一支在 普洱 最北端的边上。两支土司开基的时间几乎处于同一个时期，他们一南一北，山水相隔。南边的 孟连 土司游离在 澜沧 江一侧，完全保留下了傣族完整的民风民俗，而北边的陶氏土司在无量哀牢两座山系间却渐渐被汉化，最后在这样被山峦屏障包裹阻隔，被时人称为蛮夷之地的 景东 ，居然走出了当时还是太子的同治皇帝的老师——刘琨，这就不能不耐人寻味一番了。带着好奇，翻阅文献后发现，大多数学者都将这归因于傣族土司重视儒学教育，拥抱汉文化，热情接待汉文化，积极创办学校。在 大理 国还没有归顺朝廷的元朝时期，傣族陶氏祖先阿支鲁就开始主动地来到 楚雄 ，向中原朝廷献礼纳降，明太祖朱元璋给陶府的后裔赐赏姓陶，赐赏汉姓。所以，陶氏出土的所有的文物都只有汉族文字，没有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说明了陶氏在存续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对汉文化的践行是实实在在的。浩荡的历史湮没于时光的尘土，文化根基却实实在在扎进岁月的丛林。是以旧时的晨钟暮鼓，街巷闹市，院落古井，皆在峥嵘岁月中一寸寸化为乌有，但青山依旧在，绿水仍长流。历史的墨迹，远比一本古书耐读，岁月断裂的年轮里，有艺术、哲学、文化，更有关于天地自然与人生得失的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