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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并不孤寂
去切尔诺贝利之前,以为那会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真的去了那里,看到检查站外面一辆又一辆的旅游车、排成长队的游客禁不住大吃了一惊。时空交错,曾经的炼狱竟变成了旅游胜地,不胜唏嘘。
去切尔诺贝利可以通过旅行社组织行程,但是我觉着跟团走不自由,跟大家一起挤一般是拍不到什么东西的。于是我就向切尔诺贝利管理局写了申请,过了十来天的时间才批复下来。之前是盼着快点去,等到真得批下了申请,心里又禁不住打鼓。核辐射会不会伤害身体?我能不能安全回来?在网上看了好多人的攻略,买了盖革计数器、防护服等一系列的装备,觉着每买一件东西,安全就多了几分。还专门准备了一身很旧的衣服,准备从切尔诺贝利一回来就把它们立刻扔掉。心里依然觉着惴惴不安。
乌克兰
同事跟我说,准备一瓶红酒就好。抵御核辐射最好的药就是红酒,因为它能够活血。也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反正我把酒也准备好了。
希望与恐惧
切尔诺贝里不仅仅是核电站的名字,现在也泛指爆炸发生后核电站附近方圆30公里划出的隔离区。从
基辅
开车过去只需要一个半小时。三月底,乍暖还寒的天气,偶尔有几棵树冒出几只嫩芽,湛蓝的天空下,枝枝叉叉茕茕孑立,个个分明。早上八点钟出发,路上的车辆十分稀少。我上了车就开始拿着盖革计数器测量,测得的指数却特别正常,十几到二十几毫伦琴,甚至比
基辅
我的家里还低。大约开了一个小时,经过一个清理者的纪念碑,这就像是切尔诺贝利这片区域的大门。停下来拍摄时,司机
谢尔
盖大叔走到纪念碑旁,指着后面石碑上的字说,这是我部队的番号。原来30年前,19岁的
谢尔
盖应征入伍,作为司机,向爆炸机组附近运送工人。侥幸度过劫难后,他并没有远离,而是在
基辅
居住,向切尔诺贝利地区输送参观者。他从来没有觉着这个区域很可怕。他说,生活就是这样的,该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人们应该承受。
谢尔
盖大叔头发有些花白,但是眼睛非常有神,穿得整整齐齐,开汽车更是稳当,看不出他已近五十的样子。年轻可能还是由于他性格乐观的缘故。
再往前开了十分钟,路过一大片草地,中间立着一个像大鸡蛋一样的白色雕塑。
谢尔
盖大叔回过身问我,这个不去看一下嘛?我突然想起来,这是为了纪念切尔诺贝利事故而建的另一个纪念碑,象征着生命的新生。在这个大鸡蛋雕塑的里面有个盒子,装满了人们写给未来子孙的信。要打开它们,就必须把这个雕塑切开才行。据说,这个雕塑计划到公元三千年才会打开,我是注定看不到了。但是一想起这些,就会觉着切尔诺贝利不那么可怕了,有了人情的温度。
终于到达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外围的第一个检查站,导游
亚历山大
和我们在这里汇合。我拿出准备好的防辐射服询问,到哪里开始穿比较合适。所有在场的
乌克兰
人都笑了,说这东西没用。首先,游客去的地方都很安全,辐射尘都被洗了无数遍。第二,真的要去辐射指数高的地方,你这玩意儿不管用。于是,我只好悻悻的把防辐射服、口罩都收了起来。
切尔诺贝利的孩子
我是通过几个朋友辗转找到
亚历山大
的。一眼看上去,身穿迷彩服的他高大威猛,挎上枪就是一个军人模样,让人犯怵。聊起来时他却很和气,还不时开几句玩笑。他是当年从切尔诺贝利迁走的孩子,现在居住在离切尔诺贝利外围的检查站最近的村庄,做导游、办网站、拍摄纪录片、也当制作人,协助别人拍电影,所有的这一切都与切尔诺贝利有关。他觉着
普里
皮亚季是自己的家,他每天在这里给别人展示自己家乡的样子。我问他,如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不爆炸的话,你会做什么?他沉吟了半晌说,也许是个演员吧。因为做演员和剧作家的妈妈为他走上这样的道路做了很多准备,他自己也很喜欢,然而,命运就是这样无常。
事故发生时,十岁的
亚历山大
正在和小朋友在学校里玩耍。在话剧院工作的的妈妈那几天帮着接待来访问的作家代表团。紧急撤退到
基辅
后,他和妈妈开始不断的生病,后来去
乌克兰
各地疗养。14岁时,他就曾经得到慈善组织的捐助去
纽约
旅游,加上经常接待海外游客,
亚历山大
的英语和俄语一样的流利。
亚历山大
的妈妈曾写过一本小说《切尔诺贝利症候》,讲的内容是爆炸发生后那一代人经历了怎样的伤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她自己。十几年来,这本书已经印刷了三版。然而,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她谢绝了我的采访。我只好逮住
亚历山大
问个不停。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伤亡人数至今还存在争议。因为在救灾过程中受到过量核辐射而死亡仅仅是少数,更多人受到后遗症的折磨。还有一些人,因为被迫远离家乡,环境急剧变化、加上苏联解体、生活环境变差等原因而去世,患病原因无法直接与辐射划上等号。对这一事件进行反思、追忆、也成为后苏联空间里独特的“伤痕文学”。后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来
基辅
签售
乌克兰
语版的《核灾难口述史》。我专程去听,感觉她把这件事情过度的政治化,让自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也许对大师不敬,我依然觉着她是一个投机者。
话说回到
亚历山大
,妈妈自己因为核爆炸受了这么多罪,自然希望孩子远离这里。然而,少年时代的
亚历山大
就一直想念
普里
皮亚季。后来借着给剧组当翻译的机会终于回去了,成年以后就一次又一次的回去,后来索性就把家搬了回来。他熟悉隔离区里的一草一木,拍摄了曾经繁华的小城如何在岁月的冲刷下一天一天的老去,拍摄了自己学校的小楼如何在一个大雪天被压垮,他经常回自己在
普里
皮亚季的家,就像从来没离开过一样。
由于人迹罕至,切尔诺贝利变成动物的天堂。河里有一米多长的大鱼,一个旅游项目就是拿着面包屑去喂鱼。还有什么野狗、野马什么的、可能也有狼。
亚历山大
从隔离区里带回了一只大黄狗,变成他小女儿的玩伴。后来又有几匹矮脚马跑到他家,据说这是什么珍稀动物。
亚历山大
曾经想把这些马送走,然而,每次送回到隔离区里它们又自己跑回来。无奈的他只好在房子外面圈起一个养马场,为它们买草料,每天给它们吃水果。来之前,朋友告诉我带上一袋胡萝卜,我去超市买了二斤装到一个塑料袋子里。拿去喂马的时候,
谢尔
盖大叔又开始笑我,说这点胡萝卜都不够给马塞牙缝的。我于是跑到村口的超市又买了一箱。也许是胡萝卜很给力,我拍出镜的时候,一匹调皮的大马咬住我的袖口不松开。袖口满满的黄色,幸好,这个不会播。
我们去的时候,有一匹大黑马要生宝宝。估计到现在肯定是生下来了。想起来,这么多年,一直有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不觉着这里是禁区。我问
亚历山大
,喂马的花销是不是很大,他说有什么办法呢?这几匹马来了就不走,这就是它们的家。我觉着,可能因为他也曾经生活在切尔诺贝利,所以对这些动物有很特殊的感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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