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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寺观壁画一般不允许摄影，本系列游记使用的都是网图，侵删。）

佛塔和教堂是这座小城的文明碑石，城市楼阁则可以说是它们的碑座，得益于它们，文明才能在普通人的生活表象上铺展开，并以他们的各种行为和界定而生产碑石的种种镌刻。从“双塔”向南行，便是 新绛 旧城区所在的一片区域，绛州古城风貌保留得比较完整，不过这所谓完整称不上是完好、整饬，只是大体形制轮廓还在，没有开膛破肚，掏出心肝，但这就已经十分难得。

绛州总堂和周围的房屋关系融洽，随处可见的天主教符号和标语更是将它们紧紧联系在一块儿，但它们与 新绛 古城的主体部分，却被新生长的城市切割了机理，相互之间难以联系，唯独由教堂保护下来的明王府钟塔，和古城还有那么些遥相呼应的意思，若非钟塔和它的故事，这座哥特大教堂的地位，就会像 洪洞 火车站旁的天主教堂那样，显得更为孤立。

穿过一条商业街区从县文化馆的东南边走，我来到了绛守居园池，冬日庭院固然不能生机盎然，但也不该如此凋敝颓败，园池在人们的切割之下变得支离。这里似乎是绛州古城、乃至整个 山西 的写照，历史悠久，但人们不太在意它的细节，很少维护它的古，而是放任它破旧。园池和其南的绛州州署大堂——我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由于施工原因互不相连，我从工地一侧看，有可以通往大堂的路，却没有相应的出口，我第一次搬起砖块，从景区内部向外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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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署大堂为元代建筑，目前正在修葺，我进入时将近中午，工地未开工，只有几个忙庙会的工人在此休息。大堂内壁南墙张贴着难看突兀的图纸，倒是没有让我觉得反感，我觉得它挺有趣的，它展现了人们努力寻找以及想象传统的一种方式，从而造成了在贴合它的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种断裂。大堂中轴线大部分被打开，挖开了明清近现代的地表，露出了应为元代的路层，也许是要恢复今之大堂修建完成时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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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野游的人都很熟悉这种考古学的方法，自然物、人文景观乃至语言、故事、思想，都像地表的沙土一样，是一层一层的累加所形成的，对于事物更深层次内涵感兴趣的人，或多或少要学一些“考古学”，以知识和思考做铲子，刨开岁月的沙土，探访失落的地层。修复绛州大堂路面也好，修复其他古建筑也好，所体现的也是这种抽丝剥茧的过程。不过，我们的考古学，有的时候真的是做到了极致。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太喜欢断代，他们截取某座建筑物或是某些文化风景的某一个面，作为它的现代，又截取某一个面，作为它的古代，并且，“厚古薄今”，一手拿缩小镜，一手拿放大镜，缩小其作为今物的一面，而放大其作为古物的一面，从而渲染它以及它所在地的历史、文化和商业价值，而割断了很多古今之间的联系。周游全国，从我所熟悉的江浙沪，到文物荟萃的晋冀豫陕，无不如此。有一把思维铲子的人，自然能触及文物古迹在各层次的历史内涵，而截取某一种风貌硬塞给你，是不是减少了某些浪游的乐趣？这能成为历史名城建设、历史风貌恢复的一种标准吗？也许文化官员们还是比我更有权威来解答这个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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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州大堂在 新绛 人的言语体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大堂出门向南走，我们能看到有名的绛州三楼、城隍庙以及绛州古城，这里较为成系统地保留了这座小城明清两朝的旧日样貌，从三楼北望，由绛州主教座堂 和龙 兴寺塔构成的天际远景，可谓是这座小城的标志性画面之一，然而在本地人心中，小城最重要的不是双塔，而是大堂，原因很简单，绛州大堂是历史上薛仁贵从军的地方。佛教从北魏平城和辽国西京（都指 大同 ）南下征服 中国 ，天主教发轫山陕深耕三晋结出甘美的葡萄园，然而雄伟的浮屠、永生的天堂又算得了什么呢？终究比不过跨越千年人们口耳相传的传奇人物薛仁贵和他家族的故事。

宗教的认同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系起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然而更广泛的认同则是由故事来维系的，即便宗教也要借助故事作为管理这一认同的工具。薛仁贵为 山西 龙门 （今 河津 县）人， 龙门 以前属绛州，而今 河津 与 新绛 同属 运城 市。 河津 在晋南的最西边，离 新绛 不远不近，薛仁贵从军的故事发生在绛州故治今 新绛 县，而 汾河 湾、寒窑认妻等故事发生在 河津 ，薛仁贵故事最初最根本的认同，也就是有关地缘的认同，在故绛州的一些地方，薛仁贵甚至会被当做地方神灵来供奉。

建立在地缘认同的价值之上的是故事，由于易于传播、改写和重复，故事的叙述造就了薛仁贵在人们心中的核心地位。型式学的调查发现，许多民间崇拜是先有小说，后有信仰，一千多年来，《三箭定 天山 》、《 汾河 湾》等故事被反复演绎，从最初的正史，到后世的说本、戏剧、小说，以及大量的改变话本，如身掐北妹走三关的薛平贵，就是以王宝钏的故事置换掉柳银环的BAD END，以满足一部分观众的需求。所有这一系列的重复与变化，都加强着有关薛仁贵的记忆。

故事在家庭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垂直传播，在公共礼仪活动中平行传播，在商业演出和纸媒阅读中自由传播，传播和扩散的规模一直在演进，它代表了社会生活状态、人类活动范围的变化。宗教曾几何时也使用变文、壁画和宣教文本将人们集中到一起，但终究因为缺失一些商业上的特性而失去了传播的鲜活度。薛仁贵故事去正史愈远，其魅力和受认同度反而愈高，其内涵是生活结构的变化，是蠢蠢欲动的商业社会的活力得到越来越高程度的解放。

然而，一旦将人的生活状态全部打开，这些氏族世界的英雄，也势必会受到更强有力的挑战。

离开 新绛 县城，我继续艺术之旅，来到县城西南20公里处的阳王镇，拜访了稷益庙。稷益庙为明代建筑，以其中的大幅明代壁画闻名。后稷崇拜在历史上发源很早，《诗经》中，后稷以周人祖先的形象登场，并且确立了其作为农业创造者的神性，在周代，后稷在祖先和农业神的双重意义上受到祭祀和崇拜，周亡后，后稷失去了祖先崇拜的祭台，其农业神的性格，也被后来汉代兴起的黄帝这一角色取而代之（稷益庙壁画中对黄帝也有描绘）。传说后稷生于 稷山 ，今 稷山 县，毗邻 新绛 县，并与之同属 运城 市，晋西南可以说是后稷崇拜最后的大本营，在与后世的儒道教传统结合中，后稷成为了一种独特而典型的 中国 式地方神灵信仰（伯益是后稷的“搭档”，是主管水利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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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是凝结社群认同和信仰的自然优势，寺观壁画在宣教意味之外，更突出的是对共同生活的记忆，因而也就具有强化这种社群性的功能。寺观壁画在宣教同时，也善于描绘民间生活小品，其中又以道教系统壁画为甚，如元代水神庙壁画的分水、戏班、击球、冰块以及卖鱼等图，以及永乐宫纯阳、重阳二殿以连环画形式展现的民间生活画卷。稷益庙壁画的主题是农业，在描绘以农神为中心的朝拜、显灵场景之外，也表现了很多民间农业活动和思想。它是被共同生活强化了的主题，也是被主题所升华了的共同生活，因此很容易在社群中产生共感，将人们凝结起来。壁画称得上是凝固的故事，不过，它终究缺乏故事里的那些外向、商业化、娱乐化的扩散功能，跟不上明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市民社会的节奏，这也构成了壁画在明代式微的一种社会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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