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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母亲，于1933年在“乱石窑”的地方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社会，在一个瘦弱且裹成小脚的母亲抚养下，上有姐，下有弟，三姊妹仅靠外公种地维系家庭，恶劣的环境培养了她倔犟的性格。
小时有幸靠送弟上学，凭着渴求读书的毅力，初识几字；解放后任村长，进扫盲班又添文化，至今常用的字可识百余。
一生中，为了父母及子女，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
16岁时，外公被抓壮丁，硬是借粮卖钱将外公从兵营里救出，虽然欠了债，但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21岁与我贫穷的父亲（政府当差）结婚，各自当家为人，既育我，又要照顾有神经病的婆婆，还补建了房。
58年大炼钢铁，房屋被拆除当作炼钢的燃料，进入大伙食团。离开农村，外出闯荡，抬石、挑担、进厂，将我和外婆接到重钢，凭着自己的低微薪水、求工友帮助，硬是将年迈的外婆和幼小的我从面临饿死的境地救了出来。
62年土地下户，义无反顾，舍工求农，带着我和外婆回农村分田分地，凭着勤劳的双手，没日没夜的干，粮食的丰收改变了家庭。
农业合作社时，为了争与一般妇女不一样的报酬，与男士比拼，争得了每天高出0.5厘的报酬——9分。
68年，表弟出生，舅娘要回婆家住（62年在外工作的舅舅承诺将住房送给我家，条件是照顾外婆），仅凭300元的存款，硬是垒出了三间土墙房。
建房后缺钱缺粮，母亲年前奔父亲单位（ 彭水 ）共商大计，由父亲购粮换票，我当运输（每年暑期前往怀揣粮票数千），母亲贩卖。
“穷不断猪，富不断书”，严重缺劳动力，没文化的母亲一人担当挣工分，让我们三姊妹不断的读书（我55年生，大妹62年生、小妹65年生），改革招生制度的80年，我和大妹双双脱农，考入师范。
85年，进城入镇替妹妹带孩子，利用空闲时间打菜卖，将工厂抵工人工资的滞卖品（棉织布类）低价收下，拿回农村贩卖，这一做因为可挣钱，就一发不可收拾，生意延迟到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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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重压以及岁月的流逝，母亲的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但“做生意”的瘾仍然很大，摆摊卖百货的母亲正在 长寿 湖火车站等车去 垫江 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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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恨”母亲，儿女们都已经退休了，她也不缺吃，不缺穿，不缺儿女孝敬。就是“痴心不改”，仍做生意，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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